政治著作，一卷，明清间黄宗羲撰，成书于康熙二年（1663年）。

《明夷待访录》共有二十一篇论文，分为政权、教育、农田、兵制、财计、奄官等六大部分。

“明夷”：《周易》卦名，象征火入地中。表示昏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显露明智，智慧之士处在患难地位。“待访”：期待明君来访，共议天下大事，进行社会改革。

该书从各个方面批判昏君之专制，提出社会改革理想，阐发民主启蒙思想。

《原君》篇赞扬古圣人之功德，是“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然后批判后世君主的不道德行为。

撰者认为“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雠，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

《原臣》篇认为，当事之臣不明臣事之道：“以谓臣为君而设者也；君分吾以天下而后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后牧之，视天下人民为人君橐中之私物”，这种认识是昧于“为臣”之议。

该书认为：“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认为，君臣与父子不是同一概念，“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夫然，谓之臣，其名累变；夫父子固不可变者也。”

《原法》讲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二帝三王之法是为天才所立，“固未尝为一己而立也。”而“后之人主”则是“一家之法而天下之法也”。

《置相》篇讲述宰相之职的重要作用，揭露后主不设相的借口蔽端。

《学校》、《取士》（上、下）等三篇论述学校的沿革、重要作用和用人、科举等问题。

《建都》篇讲都城对国之兴亡的重要作用。“亡之道不一，而建都失算，所以（北都）不可救也。”《方镇》篇分析“自唐以方镇亡天下”的原因，认为“因时乘势，方镇可复也。”

同时列举复方镇的五大利：

“统帅专一，独任其咎，则思虑自周，战守自固，以各为长子孙之计”；

“一方之财自供一方”；

“一方之兵自供一方”；

“各有专地，兵食不出于外，即一方不宁，他方宴如”；

“外有强兵，中朝自然顾忌；山有虎豹，藜藿不采。”

《田制》共三篇，首篇讲废井田后的征税量问题。次篇驳斥苏洵不可复井田之理由，认为“凡苏洵之所忧者，皆非为井田者之所急也”。而“胡翰、方孝孺但言其可复，其所以复之法亦不能详。”

而该书讲：“故吾于屯田之行，而知井田之必可复也。”即根据当时屯田的社会现象做定量分析后，得到“复井田可行”的结论。

末篇论斯民之暴税苦有三：“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具体讲述了自己对纳税提出的计算方法和标准。

《兵制》共三篇，首篇论述养兵数量和供给问题，反对无限制地招兵，给人们带来更大的负担。次篇论军中“将”的作用。末篇论述文、武合一问题。

该书主张：“使文武合为一途，为儒生者知兵书战策非我分外，习知而知其无过高之论，为武夫者知亲上爱民为用武之本，不以粗暴为能，是则皆不可叛之人也。”

在《财计》三篇中，该书通过对历代钱币流通情况和征税形式的分析，得出“后之圣王而欲天下安富，其必废乎金银乎”的结论，主张改赋金银为实物征纳。该书还认为：“治天下者即轻其赋敛矣，而民间之习俗未去，蛊惑不除，奢侈不革，则民仍不可使富也。”

《胥吏》篇提出：“复差役、用士人”的主张。

《奄宦》二篇讲述：“奄宦”对社会的危害及“奄宦”为何不去的历史原因。文中多有攻明之语。

《明夷待访录》用新观点论证了君道。剥去了“天子”的神秘外衣，否定了“君权神授”的传统之见。提出了加重宰相职权以限制君权的思想。区别了一家之法与“天下之法”的界限，论证了“法治”和“人治”的问题。提出了以学校为议政机关的思想，提出“工商皆本”的经济主张。

《明夷待访录》于清嘉庆年间有初刻本印行。

一九五五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据《梨州遗著汇刊》，民国四年（1915年）再版本为底本，校点出版。

一九八一年中华书局又以初刻本浙江慈谷二老阁本重校，刊行新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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