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是我国古代一部内容丰富、影响深远的重要学术著作。作者托名管仲，其实并非管仲所作。

韩非曾说： “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直到汉初，《管子》书仍很流行。

《管子》一书，经刘向编订，始有86篇的定本。汉《志》著录 “管子八十六篇”，即此定本。

现存的《管子》书，目录是86篇，但其中亡佚10篇（有目而无文），实存76篇 （且有的篇章，亦非刘向编订时之本貌）。

现在所能见到的该书最早的古写本为唐昭宗天复二年 （902）抄写的 《法禁》和《兵法》中的二则文字（敦煌残卷）及《修文殿御览》（敦煌残卷）引《霸形》篇文（《鸣沙石室佚书》）。

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刻本是北宋杨忱本经南宋张嵲校正后于宋高宗绍兴九年（1139）刊刻的，又称绍兴本。此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

另外，还有南宋蔡潜道墨宝堂本，此本盖刻于绍兴二十二年（1152）。清代学者顾广圻、陈奂等均有此本的手校本。

宋本 《管子》，流传到明代，因翻刻凌乱，讹脱较多，因此刘绩特作 《管子补注》，以匡正谬误。

刘绩的《补注》本，既非出于杨忱本，亦非出于墨宝堂本，而是自成一系，广为流传。

属《补注》本系统的有：朱东光本、王芑孙跋本、无注本、明抄本等。

关于《管子》一书与管仲其人的关系，历来存有不同的意见。

战国时代的韩非，汉代的贾谊、晁错、司马迁、刘向、刘歆、班固等，都认为《管子》是管仲的遗作。

但魏晋以降，学界多有怀疑者，如魏晋的傅玄，唐代的孔颖达，南宋的叶适、黄震等。至近、现代，经过深入研究，多数学者认为《管子》书并非管仲所著，也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而是战国至西汉，一批学者的论文汇编。

书中绝大部分是战国时代的作品，作者盖是稷下学宫的稷下先生。其中：

 《牧民》、《形势》、《权修》、《乘马》等篇，存有管仲的遗说；

《大匡》、《中匡》、《小匡》等篇，记有管仲的遗事；

而《轻重》诸篇则是汉人附益的赝品。

由于《管子》书，时间跨度大，罗织内容广，故而对其学派归属，也有不同的意见。

有的将之归入道家，如汉志；

有的将之列入法家，如隋、唐志；

有的将之划入杂家，如《周氏涉笔》。

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管子》书的学派问题上，近现代学者也是众说纷纭。概括起来，不外“杂而无统”说和“杂而有统”说两种。

从总体上说，《管子》书既不能简单地归之于道家或法家，也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杂家，因为它不同于典型意义上的先秦各家，而是对各家有所贯通、融合、交汇从而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一种思想体系。

具体地说，它是战国时期齐人和部分稷下学者继承和发扬管仲的思想和齐文化所形成的一个学派，可名之曰“管仲学派”或简称“管学”。

这个学派，一方面强调法制，另一方面又肯定道德教化的作用。它融会道家，以道诠法，因此显出某些道家的特色；同时它又兼综儒家，强调法制与德教的统一而以法制为主。有的学者把它称作 “齐法家”，是有一定道理的。

下面是《管子》的几个思想：

1、社会政治思想

2、法治思想

3、哲学思想

4、伦理思想

5、教育思想

6、军事思想

总之，《管子》一书内容极为丰富，大凡哲学、政治、法治、伦理、教育、军事、经济乃至自然科学、乐律、民俗等，无所不包。它是一部古代的百科全书式著作。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学术界对《管子》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了。研究的成果日益增多，探讨的问题也向纵深开拓。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正在或即将面世。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感谢每一位辛勤著写的作者，感谢每一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