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是汉代儒学的重要著作。它是董仲舒的部分论文，由后人编辑成书的。宋人程大昌、朱熹、陈振孙等认为它是伪书。其理由是：辞义浅薄；以《繁露》篇名作全书名； 《太平寰宇记》、《通典》引 《繁露》之文，今本无有。楼大防、黄震和近人金德建力反此说。楼据罗氏兰台本详细考证，证实程说不能成立，后人尽同意楼说。本书在北宋时，即有刻本流传。

《崇文总目》说：“其书卷八十二篇，义引宏博，非出近世。”南宋开禧三年(1207)胡仲方得罗氏兰堂本为37篇，又得82篇本，后经胡榘校刻，即成为现存最早的17卷版本。此后刻印的《春秋繁露》大致都出于这一版本。现存最早 《春秋繁露》的版本，是南宋嘉定4年(1121)江右计台刻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校注本书的较多，如惠栋、纪昀、卢文弨、凌曙等，最详尽的是清人苏舆的 《春秋繁露义证》。

董仲舒(前170-前104)，广川(今河北景县)人，汉代思想家、哲学家。早年钻研《公羊春秋》和阴阳五行学说，任景帝博士。武帝即位，他在 《举贤良对策》中，阐述了以“天”为核心的哲学和社会政治、伦理观点，并建议 “罢黜百家，独尊懦术”，为武帝采纳。对策后，任江都王相、胶西王相。后回家专心著述。但朝廷有大事，仍常派人向他请教。他的著述很多，保留下来的主要有 《春秋繁露》和 《史记》中的 《天人三策》等，已由后人集为 《董子文集》。

本书17卷82篇，(其中缺39、40、54)，约7万多字。论述政治、哲学、伦理、教育等观点。有关哲学思想的主要篇目有： 《楚庄王》、《玉杯》、《十指》、《深察名号》、《重政》、《五行之义》、《五行相胜》、《循天之道》、《顺命》等篇。

它继承和发展了殷周以来的神学天道观，并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提出了一个以 “天”为最高范畴的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认为“天”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天者，万物之主，万物非天不生。”( 《顺命》) “天”神行使阴阳五行之气体现它主宰宇宙万物和喜、怒、哀、乐之意志。把春季说成是阳气当位，这时万物竞相生长，体现了 “天”神的仁、德、爱、好的心情、意志； 冬季阴气当位，天气严寒，体现了“天”神的刑、杀、哀、恶的心情和意志。社会所以有尊卑贵贱之分，是由 “天”神的“贵阳而贱阴”的意志决定的： “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基义》) 以五行相生、相胜附会社会人事： “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此其天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五行之义》)认为人是“天”的副本： “为人者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天之副在乎人，人有情性有由天者矣。”(《为人者天》)还认为人与 “天”同类： “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同类相动》)据此提出了“天人感应”说：如果君主有了错误，但他本人尚未觉察，“天”神即降灾异(大水、旱等)警告他让他改过；臣民如不服从统治，“天”神即降灾异进行惩罚。也有认为《春秋繁露》的哲学体系是“朴素的唯物主义” 的，它的 “天”是属自然性的。

本书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主要见于 《楚庄王》、《基义》、《度制》、《立元神》、《保位权》、《王道通三》、《精华》、《天道无二》等篇。

它针对西汉中期的社会形势，提出了： “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度制》)的政治理想。它极力推崇君主并加神化，把君权说成是神授的： “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深察名号》)君主和 “天”神一样： “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具有绝对崇高的权威。它接受亡秦的教训，假借“天”意积极主张实行“德政”： “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认为君主要叫人尊敬，把国家治理好，需要用大批贤材： “欲为尊者，在于任贤，……贤者备股肱则王尊严而国安……圣人务众其贤”。( 《立元神》) 还提出了所谓黑、白、赤的“三统”和 “三正”的循环历史观。新王朝的上台，只要改变一下前一朝代的服装、旗子等的颜色和正月、朔日的起止时间就好了，“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亦何改哉?”(《楚庄王》)即社会政治制度和 “天” 一样是永远不会变的。

本书的伦理与人性论思想，主要见于《基义》、《实性》、《阳尊阴卑》、《天地之行》、《竹林》、《五行对》、《仁义法》、《奉本》、《深察名号》等篇。

提出了 “三纲”、“五常”封建伦理思想： “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 ……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基义》)把 “五常” (仁、义、礼、智、信) 视为防止百姓反抗的 “堤防”，极力奉劝统治者 “修饬”： “王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可以得到“天”和鬼神的保佑。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三品，前者是天然善的，后者是天然恶的，都不可以为性。大多数人都是“中民之性”，都需要通过帝王对他们进行教化：“天生民之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深察名号》)

《春秋繁露》把封建统治神化、伦理化和哲理化，提出了一个系统的维护封建统治的神学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为中国封建统治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中国政治、哲学、伦理、教育、经济等思想发展史中，有较大的影响。

例如，汉代盐铁会议上，即有很多文学贤良引用该书的思想和资料，同桑弘羊进行论战。东汉的《白虎通》很多观点、资料直接抄自《春秋繁露》。对宋明理学的影响亦很大，如陈亮上孝宗皇帝书中，即大谈天命和天人感应思想。朱熹把它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思想，视为天下万事的根本原则，写入学则用来教育他的学生； 并把他的 “理” 说成是 “三纲”、“五常”；“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 三纲，其纪之为五常”。(《朱文公集·读大纪》)清代公羊学复兴，《春秋繁露》又被重视。张之洞引用它的思想反击民权思潮：“故知群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劝学篇·明纲第三》) 康有为撰 《春秋董氏学》 将其发扬光大。

对《春秋繁露》的研究，长期以来，都偏重于文字的校释。1957年后，对董仲舒哲学思想及其历史作用评价的争论，促进了对《春秋繁露》思想内容的研究，并已发表了一批论文和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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