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是中国古代最为著名的读书札记之一，明末清初顾炎武撰。此书系顾炎武一生精心之作，费时30余年方始成书，自称“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此书初刻于康熙九年（1670），仅8卷。

顾氏逝世后，门人潘耒从其家中求得书稿，于康熙三十四年在福州刻成32卷行世，道光初，黄汝成据阎若璩等数十家考订《日知录》之说，并参以己意，成《日知录集释》32卷，后附《刊误》、《续刊误》，于道光十四年（1834） 由嘉定黄氏西溪草庐重刻，是为《日知录》过去的最精善本。

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了此书，并附录了 《日知录》8卷本，《日知录之余》、《日知录校记》等七种相关著作，是为迄今为止的最完善本。

通行本《日知录》全书32卷，内容多系考据文字，涉及政治、军事、历史、哲学、经济、宗教、法律、文学、经学、艺术、文字、音韵、典章、天文、地理，但不分门目，编次先后，大致以类相从。

前7卷皆论经义，8—12卷皆论政事，13卷论世风，14—15卷论礼制，16—17卷论科举， 18—21卷论艺文，22—24卷论名义，25卷辨古事真伪，26卷谈史法，27卷论注书，28卷考杂事，29卷论兵及外国事，30卷论天象、术数，31卷论地理，32卷为杂考。

据顾炎武自称，此书主要含三方面内容，“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全书编辑耗顾氏三十余年心血，内容广博精审，每论一事必穷其原委，故颇得后人好评。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炎武学有本原，博瞻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李遇孙目为 “三通之精华”。李慈铭则认为是书 “直括得一部 《文献通考》。”

《日知录》一书在中国学术史上享有很高声誉，对后世影响甚大。

其一是此书所体现的经世致用思想。顾炎武自言编此书目的为“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又云“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

又在本书中提倡文章要有益于天下，“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也。若乎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谈，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

其二是开清代朴学的风气。此书实为清代考据学的开山之作。顾氏在编此书时，极为重视原始资料，他将书中材料比作采山之铜，“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撰作时，凡“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至。”

故顾氏立论甚为精审，非确有研究心得不贸然下笔。他说，落笔时应“立千秋以上之人于前，而与之对谈；立千载以下之人于旁，而防其纠擿。”汪中在《六儒颂》中就明确指出：“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

其三是提出了 “六经皆史”的观点。顾氏不迷信儒家经典，他从辨析历史渊流出发，对经书亦进行了深入的学术研究，认为“六经”之诗、书、礼、乐、易、春秋，实为古代典章制度的记述，必须还原为史。

他说： “ 《春秋》 书公，书郊禘……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 《春秋》也，虽六经皆然。”

这一认识对学术界、思想界震动很大，是对封建社会文化专制主义樊篱的冲击，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以后诸多学者（如章学诚、梁启超）都深受此观点影响，大大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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