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探讨文史理论的专著。清章学诚撰。此书始撰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至嘉庆六年（1801）方大体定稿。

　　作者生前恐此书论点“惊世骇俗”，仅选印了部分“近情而可听者”向有关人征询意见。

　　全书正式刊刻于道光十二年（1832），是章学诚之子章华绂在大梁（开封）刊刻的，故称“大梁本”，共8卷，分《内篇》5卷，《外篇》3卷。

　　其后，杭州书局、成都志古堂、广州粤雅堂以及贵阳王秉恩等又据“犬梁本”翻刻了几种。

　　光绪间，江标有《文史通义补编》1卷，收入《灵鹣阁丛书》之中。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丰城余氏宝墨斋又合刻《文史通义正补编》9卷。

　　民国初，刘承幹嘉业堂据旧抄本及章学诚故友王宗炎所编旧目重刻《文史通义》9卷，较之“大梁本”增《内篇》1篇、《补遗》8篇，这是旧时的善本。

　　目前通行本为1956年古籍出版社排印的刘公纯标点本以及1961年中华书局重印的刘公纯标点本，二书底本皆为嘉业堂刻本，并增益了1922年《四川省立图书馆集刊》所载的 《章氏遗书逸篇》，作为《补遗续》 附书后。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清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历史学家、方志学家。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曾任国子监典籍。

　　自以迂拘，不合世用，乃穷毕生精力于治史、修志、讲学。总结前人编纂方志的得失，对方志理论进行深入探索，建立了一整套方志学体系，成为中国古代方志理论的集大成者。

　　《文史通义》是继唐刘知几《史通》之后又一部重要的史学理论专著，书中兼及诗文、经学，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他主张史学应着眼“经世致用”，既反对空谈义理，束书不观，又反对一味寻章摘句，烦琐考证；

　　他提倡“六经皆史”，并进一步指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这不但扩大了史学研究与应用范围，而且冲破了昔日俗儒人为设立的神圣藩篱——经学；

　　他在刘知几史才、史学、史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史德”，认为史家不但应具才、学、识三长，还应讲求职业道德，唯四者有机结合，方能成为良史；

　　他还辨明了“记注”与“著述”二种体裁的本质区别，认为前者不过是排比史料，述而不作，而后者则是一家之言，独断之学。

　　此外，章学诚还在校勘学、目录学上有较大贡献，所著《校雠通义》、《史籍考》等书皆是各自领域中的重要著作。

　　《文史通义》比较全面、综合地论述了经、史、诗、文几大领域的理论问题，对古今学术思想几乎作了一个总的批判，故它不但是史学批评的名著，而且也是文学评论中的佳作。

　　书中许多论点，如“六经皆史”，“史德”，史著义例等，都对后人有颇大影响，此书在中国史学史、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举世公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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