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记载历代经济、政治、文化等典章制度沿革变迁的政书。唐杜佑撰。是书约在大历元年（766）至六年（771）完成初稿，经长期反复修订，于贞元十七年（801）定稿，呈献朝廷。

　　北宋时就有刊本，以后各代刻本较多，其中以清乾隆武英殿刻“九通本”最为流行。现存最古版本为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的北宋刻本。

　　1980年汲古书院据以影印出版；朝鲜有活字刊本；国内有明嘉靖本、清武英殿《三通》合刻附考证本。

　　现通行的是商务印书馆1939年据乾隆重刻本影印的《十通》合刻附索引本、中华书局1988年排印点校本。

　　杜佑（735—812），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政治家、史学家。史载杜佑“性嗜学，该涉古今，以富国安人为己任”。他少时适值开元、天宝盛世，但其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渐始衰落之时。

　　因久任内外要职，特别是水陆转运、度支、盐铁等理财大员，杜佑对唐王朝在经济、政治方面的弊端有着深刻的了解，每思有所变革。他曾为杨炎所引，赞襄两税法的推行。

　　杜佑治学，在于经世致治，他研究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得失，以为施政的张本。此外，他还撰有《理道要诀》、《管氏指略》、《宾佐记》等。

　　《通典》卷帙浩繁，纲领宏大。然纵观其内容，但见层次分明，有较强的逻辑性与内在联系。

　　杜佑认为:“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意为百姓不能温饱，四散流亡，则教化既失去了对象，国家也失掉赋役来源。

　　故而一反历代史家轻视经济史的传统，将《食货》 作为全书之首，而又以《田制》 作为《食货》首篇，将经济结构，特别是土地关系的变革提到典章制度研究的首要地位。

　　经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即由盛转衰，杜佑由此更深刻地认识到务农安民的重要性，提出了以“使民地著”为核心的重农思想。

　　《食货》之后是《选举》、《职官》。杜佑认为“行教化在乎设职官，审官才在乎精选举”，故将此二项列于《礼》、《乐》之先。他提出了从实践中考察和选拔人才的一系列主张，如久任官员，以求熟民情、见政绩；精减官职，简化选法，不专以文章、书判取人等等。

　　《礼》典占了全书近二分之一，详细搜录了魏晋六朝及开元年间仪礼之文，对“礼”的沿革解说尤为繁冗，但内含不少进化论思想。

　　《兵》对兵法的记载颇详，但于兵制沿革很少涉及。杜佑论刑罚，颂轻刑而责苛暴。他颂扬用轻刑，泽被人心。虽经大乱亦不覆灭；从而驳斥“治乱世用重典”之论。

　　《州郡》篇依据历代正史等资料，追溯各地区行政建置之演变，避免了断代史偏重本朝的局限性。

　　另外，鉴于历朝大行政区的演变无常，杜佑采用了《禹贡》的九州而稍加变通，作为基本的分区。

　　《边防》篇从历代史书的四裔传采辑资料，按各地区位置编次，内容着重边防作用。

　　历代史家对《通典》的评价很高，认为它义例严整，考订该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包罗丰富，是史学上的一座丰碑。

　　今日观之，《通典》的价值似可从如下几方面来认识。

　　首先，它创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制。自《史记》创八书以记典章制度，历代沿袭。然志书均断代为之，缺乏古今会通之意，故欲纵观各种制度的沿革损益甚不便利。杜佑适应时势之需，在纪传体志书的基础上，借鉴刘秩《政典》的经验，撰成《通典》一书，创典志体史书之先例，为史学开辟了新途径。

　　另一方面，杜佑发展了史书自注的方法，它不但可补正文之不足，且指出了材料出处，极便稽考。

　　其次，《通典》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便于学者研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考唐以前掌故者，兹编其渊海矣。”

　　据粗略统计，《通典》引书至少有248种，在其所引典籍中，有些已失传，故是书向为辑佚家所推崇。

　　第三，杜佑在《通典》中所体现出的史学思想，具有相当的深度，对以后的历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作为一部首创的巨作，难免有失当、偏颇之处。

　　从编纂形式上说，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批评它“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如《礼》典过于繁冗，占据百卷显属失当；《兵》篇，单言兵法，少谈兵制，看不出兵制的变化。

　　另外，《通典》文采稍逊，与《史记》相较，更是瞠乎其后。

　　《通典》问世后，学人纷纷踵作，编撰了不少类似的典章史专书。

　　宋白有《续通典》、魏了翁有《国朝（宋）通典》，惜已亡佚。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即依《通典》体例，增广门类而成。

　　郑樵《通志》“二十略”亦依《通典》而作。

　　到清朝，形成了以《十通》为核心的典志体群书。

　　《通典》的文字标点、校勘工作，近年已由王文锦等完成，书已获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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